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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洋洋被虐致死案背后的家暴案件治理之痛

2020-11-26 08:52: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金泽刚

近日,山东禹城女子方洋洋被夫家虐待致死一案引发了全社会广泛关注。在嫁入丈夫张丙家的两年间,方洋洋多次受到丈夫和公婆的殴打、虐待,并于2019131日被钝器击打致死。一审法院对公公、婆婆和丈夫张丙分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有期徒刑两年两个月和有期徒刑两年,缓刑3年,赔偿人民币42562元。

在被害人上诉,特别是舆论发酵后,依照上诉审程序,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在一审期间,其不公开审理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据报道,该案很快将重新开庭审理。

无论是虐死还是打死,方洋洋一案听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旧社会的故事。一家人将一个合法娶进门的妻子活活地虐打致死,其凶恶程度绝不容小觑。无论是归咎于草菅人命,还是从人命关天的角度看问题,行凶者怎么也得重判。然而,最重的就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判决难以服人。

如此轻判首先与定性有关。虽然张家对方洋洋长期实施虐待,导致其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但最后一击,造成方洋洋死亡的是2019131日公婆对被害人实施钝器击打行为,这样的击打行为结合平时想打就打,综合起来足以超出虐待罪的成立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从有利于被告出发,将本案认定为虐待罪,量刑也明显畸低。夫家3人长期虐待方洋洋,终致其死亡,可谓是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量刑也应该接近虐待罪的法定刑上限,即7年有期徒刑。如今,只能期待法院重审时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准确定罪,公正判决。

其次,如此轻判会不会正好反映出这类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呢?司法裁判都认识不到虐打死家人之恶,感受不到被害人身上的伤痛,那犯罪人的恶行似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其背后呈现的正是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

从家暴案件的实践来看,对于犯罪之恶,在司法端寻求公正虽有必要,但毕竟只是事后补救,有时还来不及弥补被害人的伤痛,甚至根本无以弥补。鉴于司法的滞后性,反家庭暴力、预防虐待等家庭内犯罪,无疑应当坚持提前预防,从源头上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就我国立法而言,妇女权益保护主要设有三道关卡:一是妇女的近亲属和村居委会。当近亲属或村居委会发现妇女受到家庭暴力时应当对施暴人进行制止和劝阻,情节严重,或者屡禁不止时,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由妇女本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公安机关。当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并根据情节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治安管理处罚;三是人民法院。根据2015年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从而禁止加害人继续施暴或迁出住所。

但是,在方洋洋被害案中,这三道关卡全部失灵。因方洋洋可能存在一定智力障碍,又可能存在生育问题,张丙一家担心旁人议论不让其出门,在方洋洋去世前,其家人已经一年多没见过她了,并不清楚方洋洋被虐待的情况。其间,其父曾提出要见方洋洋,竟被婆家拒绝,至死时都没有见成,其弱势状况可见一斑,遑论求助与报案了。

对这样的两个家庭,所在的村基层组织如果都没有摸排掌握,不是遗憾而是失职。听说公安机关收到过报案,但却以“合法夫妻不存在软禁一说”为由没有受理。至于法院这一关,因虐待案件属于自诉案件,除非被虐待人重伤、死亡,否则,人民法院无法主动介入,也就无从作出人身保护令。

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而家庭暴力正是容易发生于基层典型的社会治理问题,方洋洋案件正反映出我们基层社会治理之痛。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由于受家庭关系的掩盖,加上遭受家暴者往往都是家庭中的弱者,所以,要解决家暴之“痛”,就需要其他外在力量伸出援手,此时此刻,代表国家和政府力量的基层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如妇联,就应该主动作为和积极介入。

具体而言,妇女与未成年人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可参考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置家庭暴力的强制报告制度。国家机关、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如发现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报告,并设立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家庭暴力的干预和调解工作不应局限在公安和司法机构手中,妇联作为妇女权益保护的专门性组织,应当在反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机制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妇联组织需要化被动为主动,积极深入基层,了解基层社区中妇女的生活状况,对于可能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应当及时主动介入,并为潜在受害的妇女提供切实的人身保护。

最后,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群防群治,家庭暴力决不仅是“家务事”,也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有必要更多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到家庭暴力预防工作之中。例如,一些自愿性组织已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当家庭暴力发生时,有关组织可以起到家庭和公安、司法机关的连接器、润滑剂的作用,其深入社区、了解社区,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到可能存在的家暴隐患与现状,并及时介入,使妇女权益得到更快的保护。

总之,弱者保护,不只是弱者个体的事情,也是国家和社会的事情。只有压实基层社会治理,坚持积极的提前预防观,从源头上发现家暴隐患,才能杜绝下一个“方洋洋”的出现。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责编:王硕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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