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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铬渣污染案的十年坚守

2020-08-06 08:48: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原题:中国第一起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画上句号

曲靖铬渣污染案的十年坚守

 

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铬渣堆场与南盘江仅一江之隔。

 

□法治周末记者 张贵志

□王蕾

202083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审理的曲靖铬渣污染案,历经一个月的公告期后,原被告双方在法院组织下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至此,这起历经近十年,中国第一起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曲靖铬渣污染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该案作为单一公益诉讼来说,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但从推动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的角度来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根据调解书显示,被告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良化工)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承诺在已完成的场地污染治理基础上继续消除危险、恢复生态功能,进行补偿性恢复;就补偿性恢复项目和原告因参与各项目验收的必要费用支付人民币308万元,并承担原告因本案诉讼发生的合理费用及案件受理费用。

调解前提

调解,还是不调解?

过去的两个月以来,这个问题成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法律顾问刘金梅以及曲靖铬渣污染案4位代理律师夏军、刘湘、曾祥斌、杨洋思考和讨论的焦点。

20111019日,曲靖铬渣污染案由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作为全国第一个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一直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但在经历了两次调解失败后,这个案子便陷入了巨额的环境污染鉴定费用的筹集上。

9年后,原被告双方能重新回到调解的谈判桌上,最重要的前提是曲靖铬渣污染场地已基本完成了漫长而艰难的污染治理。

20206月,自然之友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重庆绿联)的律师到当年的铬渣堆存污染场地查看,曾矗立在南盘江边那座14万吨铬渣山已全部移除,柔弱的绿草重新铺满这片曾经严重污染的土地。

铬渣是生产金属铬和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废渣,是国际公认的毒性较强的危害废物。其毒性源于铬离子遇水即溶变成六价铬,六价铬被列为对人体危害最大的八种化学物质之一,可致癌。

1989年,曾有多达14万吨的铬渣一直持续堆放在南盘江边至2011年,累积堆放达22年,没有采取任何防渗措施。而且,陆良化工紧邻农业用地,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都以地为生。

2011年铬渣污染事件发生后,至2020年,陆良化工一直在致力铬渣污染治理工作,共花费约2.8亿元治理污染,其中移除南盘江边堆放的铬渣并做无害化处理耗资近1.5亿元,从铬渣堆存场地收集含铬污染物至“四防”仓库及其他工业固废治理,近1.3亿元。现主要治理部分已经完成,这是自然之友同意调解的前提之一。

调解的另一个前提是被告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陆良化工法定代表人曾被原告的4位律师称为“难打交道”。

据自然之友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2011年,因陆良化工法定代表人多次阻挠此案的律师及云南本地志愿者调查取证,双方一度发生正面冲突,最后闹到报警,被告直接称律师是小偷……

1个月前,杨洋再次见到陆良化工法定代表人时,发现他头发全白了,人也温和多了。9年官司压身,被告似乎终于明白:环境治理这笔账赖不掉。如今他明确表示,会在已完成的场地污染治理基础上继续消除危险、恢复生态功能,进行补偿性恢复。

尽管夏军、杨洋实地踏勘了所有的修复项目,但曲靖铬渣案涉及的污染类型为土壤污染,是所有环境污染类型中最棘手的,实际修复效果必须依托检测数据。“环境诉讼是一门极为专业的法律业务,案件所涉及的污染范围、程度、修复方式及损害赔偿数额等内容,均有赖于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所作出的检测结果。”杨洋说。如果没有值得信赖的专家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在身后,她和绝大多数环境律师和环境法官一样,不敢贸然下定论。

在自然之友的坚持下,最终委托了上格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针对由陆良县人民政府、陆良县生态环境局和被告采取的修复治理措施进行审核,并出具专家意见。最终的调解方案根据这份环境评估的专家意见而制定,加强了后期监督,对部分治理项目存在的问题作出补充处理,确保修复程序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治理效果达到预期目的。

624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线上开庭,被告和自然之友、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曲靖市生态环境局3家原告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在堆存铬渣行为已经消除,历史堆存场内部分土壤污染已经进行基本治理的情况下,仍需在原告的监督下继续消除危险、恢复生态功能、进行补偿性恢复;承担补偿性恢复项目和原告因参与各项目验收的必要费用308万元。

九年拉锯战

此案经线上持续10小时的调解,最终为中国第一起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画上了句号。

此案经历了9年的拉锯战终告圆满,而此前的两次调解,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调解,从上午持续到深夜凌晨一点,宣告失败。

一般情况下,土壤污染案子应该先进行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按照鉴定报告评估计算出被告的赔偿费用。而实际情况,一次全面的土壤鉴定费用高达上百万元,治理费用更是无底洞。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鉴定及治理资金成本上,都显然不符合现实。

曾负责起草2012年调解方案初稿的刘湘律师具有环境工程背景,长期从事环境法领域工作。刘湘提出,要避开天价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费用,直接建立起环境修复治理的监督机制。“就像给被告一个紧箍咒。”刘湘律师解释,给被告一定的修复治理期限,如果被告不能完成修复治理,就应当支付调解书中约定的金额,由原告委托第三方进行治理修复。

但在一个月后,法院再次召集原被告签署调解协议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未到庭。

两次调解失败后,曲靖铬渣污染案被迫走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这根独木桥。自然之友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无法拿出动辄上百万元的环境鉴定费用,只能筹得一小笔款,推动一小部分土地的鉴定。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至今都无法逾越的巨大阻碍。

时任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部门负责人的葛枫,曾为该案努力推动过现场取样鉴定,可在取样现场,却因为被告的不配合而终结。

葛枫在回忆中称,“没有这么惨过,下着小雨,满脚泥泞,我们一行人从北京折腾到云南,最后无功而返”。

自然之友称,如果之前的调解可以达成,不仅会让当地环境得到快速的恢复,也会通过曲靖铬渣污染案给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树立一份中国式的模版。

从众人欢呼到无人问津

在曲靖铬渣案之前,还没有一起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中国得以成功立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对于私益诉讼具有一定优势。私益诉讼只能为诉讼双方的各自利益诉求,而环境污染往往损害的还有社会公共利益。环境案件以公益诉讼的形式提出,更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后续的赔偿全部用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修复。

2011年,中国环境已经走到了必须推动公益诉讼这关键的一步。曲靖铬渣案的正式立案,可说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破冰之旅。

曾祥斌至今还记得,时任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在立案当晚开了一瓶红酒,大家都摩拳擦掌,似乎看到“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正冉冉走来。夏军曾兴奋地说:“只要让我们进场,我们就会打场漂亮的仗。”

当时,全国的记者接踵而至,《焦点访谈》做了特别节目,自然之友和4位律师以及受理本案的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都仿佛感到中国环保的责任在身。

曲靖铬渣案的9年,是每个参与者付出巨大的9年,每个人都经历了从激情满腔到拧成心结的过程。

当时的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已远走加拿大,重庆绿联当年的主席吴登明已驾鹤西去,杨洋援藏一年后又回归到环境诉讼中来……掌声和关注退场,留给自然之友和本案当事人的是无尽无休的煎熬,对案子的无力感,对环境诉讼的困惑以及法律环境的制约,都成了自然之友这个民间环保组织的“不能承受之重”。只是,9年,无人放弃……

而回过头来,曲靖铬渣污染案坚持9年,也已完成了历史交给它的使命。在曲靖铬渣污染案立案的2011年,公益诉讼还未被写入中国任何一部法律当中,这起以民间组织为原告的案件立案,有着强烈的“探索性”和“试验性”意义,得到了众多立法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曲靖铬渣污染案成为了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典型案例,对于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等重要立法内容有着长期深刻的影响。

在曲靖铬渣污染案立案后的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写入了公益诉讼条款;随后的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也将公益诉讼条款正式写入。“曲靖铬渣污染案推动了一系列配套立法和政策的不断推出,使自然之友这样的环保社会组织终于正式拥有了法律授予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主体,可以依法为大自然和广大公众的健康福祉行动不息。”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

至今,自然之友已提起46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179件。

那块牵动律师的地

此案最让杨洋欣慰的是,将被告应对“铬渣堆存场西南侧农田”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并进行调查与风险管控写进了该案调解协议书中。

2011年,杨洋第一次认识这片农田的主人吴树良,记得那个家穷得只有桌、椅、床,其他的财物和家具都变卖了,给14岁的大儿子治病——胸腺癌,后转为血癌。他们家的耕地紧邻着14万吨铬渣的堆放点,是所有农田中受污染最严重的,吴树良的大儿子之前经常在自家农地的水坑里游泳。

杨洋第二次再去现场调研,听说那个孩子去世了。第三次,还有之后的很多次,只要回到兴隆村,杨洋便要买上一些东西去看望吴树良一家。有一天,吴家的二儿子直接说:“请你不要来我们家了,我们家的伤已经结疤了,就别再来揭开了。”

杨洋知道,大家对他们环境公益律师,还有自然之友失望了。在老百姓眼里,官司打了9年,作为公益诉讼,即使最后胜诉,赔偿的金额也会全部用在环境治理上,而不会分到个人头上。

“如果我在这个案子上有一点私心,那就是一定要把吴树良家这块地的实际污染情况搞清楚。”在杨洋的坚持之下,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前的最后一次土壤鉴定,吴树良家的这块地取了土样,检测结果为,那一片土地已不适合继续作为农业用地。

最终,被告同意接下来会对农田进行详细调査和风险管控。

取土样结束后,吴树良把杨洋和夏军请到家里。大儿子去世后,吴树良夫妇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坚持又要了一个孩子,还是儿子,眉眼跟大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如今已经3岁多,蒲扇着小手,把树上新结的杨梅直接送到杨洋的嘴里。至少,这个新生的生命不会像他大哥一样,因为被污染的环境早早窒息。

吴树良的妻子不善言语,只是紧紧地攥着杨洋的手,很紧、很热,握了很长很长时间。杨洋做律师十几年,早就习惯给自己带层面具,她需要把自己情感武装起来。第一次,在这样温热的手中,这层保护消融贻尽……

这个故事走了10年,终于迎来一个结局,这背后是自然之友“永不妥协”的坚持。

(注:部分素材由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提供)


责编:王硕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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