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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正义视阈下的互联网司法

2021-09-16 16:38:00 来源:

赵瑞罡

责任编辑 仇飞

数字正义是人类发展到数字社会对公平正义更高水平需求的体现,是数字社会司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联网司法的最高价值目标,以保护数字社会主体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以激励和保护数字经济依法有序发展为原则,以互联网司法模式的深度改革和高度发展为保障,以多方联动的数字治理为手段,以满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司法的新需求、规范数字空间秩序和数字技术应用伦理、消减因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进而实现数字社会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为目标。

数字正义的应有之义

从互联网司法的角度,笔者认为,数字正义应该包括以下维度:

第一,数字正义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新发展理念。数字正义的实现水平是数字社会司法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

第二,数字正义是对人类正义观的丰富,二者既一脉相承,又具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和正义需求,以满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司法的新需求、规范数字空间秩序和数字技术应用伦理为主要价值目标;

第三,数字正义是不断发展的,在数字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数字正义的实现是以互联网审判模式的完善和有效运行为基础,互联网法院作为智慧法院建设和互联网司法模式的领跑者,是数字正义创造和输出的引领力量;

第四,互联网法院是创造数字正义的“标杆法院”,公正高效的在线审判是基础、裁判规则的持续输出是核心、规则的有效执行和遵守是目标,代表着数字法院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五,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实现正义的效率更高、更精准,但对于数字技术应用产生的数字鸿沟、技术向恶等问题则需要通过机制和规则的完善予以弥合,以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活力不断释放;

第六,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类型纠纷不断出现,社会主体对数字正义的需求必然是更加多元化,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需要社会各方协同的数字治理才能实现。

互联网法院是实现数字正义的引领力量

北京互联网法院自2018年9月9日成立以来,在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格局中,持续发挥功能型法院的职能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司法创新的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诉讼规则和裁判规则,在完善中国特色、全球领先互联网司法模式过程中向数字正义迈进,为首都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输出北互经验、贡献北互力量。

从审判实践来看,互联网法院在实现数字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保护个人数据信息安全,规范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市场。我院审理的黄某起诉的“微信读书”侵害用户个人信息案中,认定平台在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时,应根据信息性质、使用方式、使用场景等,以合理方式让用户获得清晰认知,并征得用户有效同意。通过该案的依法裁判有助于规范与指引数据产业行业规则的建立,推动健全数字领域政策法规体系,加快完善数据权利司法保护规则。

其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在我院审理的周某诉申屠某某侵害类电作品著作权纠纷一案中,认定延时摄影若具有独创性,应作为类电作品予以保护。通过依法裁判不断完善数字经济视阈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鼓励数字经济主体创新发展,为公众提供更为新颖、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

第三,规范互联网商业竞争秩序,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当通过裁判规则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在公平竞争的框架下发展,对于破坏商业经营秩序的行为应坚决规制。在我院审理的某公司起诉的“共享会员”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认定恶意利用他人视频资源牟取经营利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通过依法裁判明确共享经济实质和不正当竞争之间的边界,呵护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的蓬勃发展势头,助力优化数字营商环境。

第四,准确界定数字平台责任,推动数字空间有效治理。在我院审理的吴某起诉的“超前点播”网络服务合同案中,认定网络服务平台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不得损害已承诺于用户的合同权利。通过裁判合理界定平台责任,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平台依法规范发展,提升数字空间治理水平。

第五,坚决打击网络黑灰产业,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网络黑灰产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毒瘤”,严重危害网络生态环境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我院审理的许某起诉的“暗刷流量”合同交易无效案中,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以非法技术手段提高点击量、制造虚假流量误导网络游戏玩家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通过依法裁判明确行业发展的法律边界,打击了互联网黑灰产业的生存空间,提升了治理网络黑灰产业的法治化水平。

第六,划定新技术应用保护边界,加强创新成果司法保护。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全面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在我院审理的某律所起诉的全国首例“软件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侵权案中,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但应赋予软件使用者相应权益。通过依法裁判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新客体保护规则,合理划定新技术应用保护边界,让新技术应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

第七,注重涵养互联网新业态,助力数字经济新引擎。数字经济中,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不断翻新迭代,许多新类型的矛盾纠纷紧紧依附于新业态发展相伴而生。在我院审理的王某起诉的全国首例“直播带货”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认定直播带货中的私下交易应为主播实施的经营行为。通过依法裁判为规范流量经济时代的直播带货行为提供指引,运用司法智慧为数字空间定标尺、明边界、促治理。

第八,规制网络算法逻辑法则,助力数字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算法选择是通过自动分配与某些选定信息的相关性来定义,涵盖搜索、预测、监视,发展到过滤、推荐和内容生成等功能。在我院审理的陈某某诉某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认定被告在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服务时未尽到提示义务,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错。通过该案指明了平台经营者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时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充分发挥算法有利因素,提供匹配性、精准性、人性化式消费服务,推动互联网诚信空间建设。

第九,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数字社会和谐秩序。在我院审理张某某起诉的“粉丝微博评论艺人”侵害名誉权案中,认定被告的行为给张某某的人格权造成了严重伤害,构成侵权。被告通过微博获取网友打赏,属于借助涉案侵权行为获利的行为应予收缴。通过裁判明确网络用户可以对公众人物进行合理评价,但不能逾越法律边界,更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取利益。

打造中国特色的数字正义模式 

北京互联网法院紧跟数字时代步伐,提升司法公开质效。依托前沿科技与司法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互联网司法公开的广度、深度和维度,优化司法公开的形式,以更直观、更立体和全方位的形式升级优化“可视正义”。依托线上庭审全网直播,截至2021年上半年案件庭审点播量已超8000万人次,公众可随时随地旁听或回看。

经过三年互联网司法的探索,北京互联网法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可输出的经验。在依法公正高效集中审理现有案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大数据合法使用边界、平台封禁、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等一系列前沿问题,大力加强专业型、复合型、国际型人才培养,为下一步集中审理涉网新类型、新业态、新模式案件做好储备和积累,持续保障互联网法院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高质量司法供给能力,努力实现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和历史使命。

在未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实现数字正义方面应当更有所为,探索管辖范围向数字经济各领域延伸,深入挖掘能够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繁荣、促进网络空间治理的先进互联网司法规则,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司法模式,以数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作者系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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