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互联网事

平台经济时代的刑事风险治理对策

2022-11-23 23:43: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  范晨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组织形态,是数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组织方式。其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网络协作形成新的经济模式,通过运用功能强大的数据算法,能够跨时空、跨国界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因素加入,促成多方交易或信息交换。

在充分享受平台经济所带来的良好效益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安全风险问题。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因此,明确平台经济时代所面临的刑事风险,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是现代刑法研究的重要课题。

平台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刑事风险

一是经济安全风险。根据公安部报告显示,2014年至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75万起,挽回经济损失4280余亿元,其中近3年,公安机关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24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905亿元。由此可见,虽然经济犯罪案件总量有所降低,但个案涉案金额剧增,这表明平台经济时代,经济犯罪对经济秩序法益的侵害仍在加强。

具体而言,平台经济时代互联网金融的系统性刑事风险高度集聚,并且极易现实化,金融犯罪一旦发生,危害后果十分严重。例如,行为人故意利用网络金融监管漏洞实施金融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犯罪活动,加之互联网的辐射效应,对数据金融缺乏了解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很容易受到诱惑、欺诈甚至成为金融违法犯罪的侵害对象。再如,利用第三方数字支付平台进行洗钱,刑法界定较为困难。与此同时,平台经济时代不断衍生出新类型的知识产权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转向数字阅读、短视频、网络直播、金融科技等平台经济领域,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传播途径多样、成本大幅度降低,通过网络爬虫、视频解析、非法获取深度链接等新型技术手段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显著增多。

二是数据安全风险。在当前“数据为王,流量至上”的互联网环境下,数据被视为平台经济的“生命之源”,对数据安全的保护需求日益凸显。平台经济发展必然涉及数据的采集、储存、流转、利用、交易、销毁等全过程,由于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法律监管、控制权限弱化等问题,围绕数据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步暴露,其中,数据泄露和数据违法使用甚至已经形成黑灰产业链。数据作为平台经营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确保数据的安全流转和共享,则会给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和挑战,阻碍平台经济的良性运营和创新发展。

三是网络空间安全风险。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将信息网络作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也随之蔓延与扩散,如恶意注册、DDOS攻击、Web应用攻击、网站入侵、网站篡改、域名劫持等。根据网宿科技发布的《2020上半年中国互联网安全报告》显示,DDOS攻击数量同比增长147.63%Web应用攻击次数高达42.24亿次,为2019年同期的9倍。同时,将信息网络作为行为手段的犯罪,比如刷单炒信、“跑分”、仿冒钓鱼诈骗等,由于信息网络的技术性、跨时空性、难溯源等特点,导致追诉难度大,从而损害公众经济利益,影响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刑法保障平台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平台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刑法立法与司法呈现一定的滞后性。完善相关刑事立法,坚持实质解释论,倡导立法与司法双向对应性规范诠释路径,并以检察监督推进网络平台合规建设,防范化解潜在的犯罪风险,是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应有的时代维度。

第一,倡导立法与司法双向对应性规范诠释路径。一方面,平台经济犯罪的危害性不仅在于对平台数据安全本身的侵害,而是在于当前产业化、链条化背景下的平台经济犯罪已逐渐成为其他犯罪的上游犯罪、伴随犯罪,加之于互联网的倍增效应、辐射效应,导致平台经济犯罪的危害性进一步加剧和扩散。但囿于刑法的谦抑性、后置性,传统刑法在应对平台经济犯罪上,只能进行事后性评价,即在犯罪发生以后才能对相关行为进行评价,由此导致对平台经济的保护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要抑制平台经济犯罪的蔓延,就必须由消极治理的事后惩罚理念转向积极治理的事前预防理念,但同时应避免平台治理的过度刑事化,否则将压制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社会的变迁,现行刑法不可能对所有平台经济领域刑事不法行为加以规范,在司法层面上,应侧重客观解释立场、强化实质解释论。比如,对于平台经济衍生的新物质、新形态,如虚拟货币等,应通过实质解释将其纳入集资类犯罪、货币类犯罪的规制对象;传统犯罪行为持续异化,不断衍生的新行为类型,应通过实质解释扩张相关罪名行为类型的涵摄范围。

第二,设置独立的数据犯罪罪名。平台经济时代,数据不再依附于传统法益,其已经完全脱离信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法益的内涵。数据作为平台经济最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其独立价值属性并不在于数据本身,而在于数据经过加工、处理之后所蕴含的财产属性,而现行刑法无法全面、有效保护数据法益,导致既无法有效维护数据安全,亦难以实现数据共享。

因此,有必要单独增设非法处理数据罪,从而实现计算机犯罪、信息犯罪与数据犯罪三线并举的治理合力。对于具体罪名的确定可参考数据安全法的规定,根据该法第三条规定,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收集、储存、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侵犯数据安全的行为方式不同,其法益侵害程度、主观可谴责程度均有所差异,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考量,应根据罪名的不同规定用不同的法定刑。

第三,以检察监督推进平台刑事合规建设,为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划定刑事处罚界限。面对侵害数据安全犯罪、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平台经济模式运营风险较大,当务之急便是在平台经济犯罪治理中引入刑事合规计划,为平台经济的良性运营搭建安全屏障。

在平台刑事合规制度中,合规计划本身具有提示潜在犯罪风险以及如何规避风险的作用,是平台防御犯罪风险现实化的重要手段,平台刑事合规也就成为防范平台经济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对于严格制定并执行刑事合规计划和措施的平台企业,可以给予刑事政策上的正向激励。比如,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向涉案平台发出检察建议,并监督其在期限内完成整改,对于符合整改要求的平台企业,检察机关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在量刑环节,可以给予量刑上的减免或者适用缓刑等优待,最终促使平台履行责任、发挥作用。

责编:戴蕾蕾

——法治周末
联系我们 诚聘英才 广告征订 本站公告 法律声明 报纸订阅
版权所有 Copyrights © 2014-2022 www.legalweekly.cn ALL RIGHTS Reserved 《法治周末》

京ICP备1001907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