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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京:我并没有把男性当成敌人

2019-07-09 23:23:18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向京。 吕海强 摄

向京雕塑作品《我看到了幸福》。

向京在创作女性形象时克制表达女性之美,却在创作马时将女性之美完全释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比尔狗

  一个女人的身体,一个拉丁女人的身体;一个母亲的身体,一个女儿的身体;一个朋友的身体,一个性感的身体;一个老人的身体或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体……这些巨大的女性身体雕塑构成了女性雕塑家向京的大部分创作主题,她说想要“通过身体说话”。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雕塑家之一,她的作品被收藏于世界各地的美术馆。

  但是,相对迎合时代、热闹的艺术表达,向京选择了一条安静、严肃,甚至有些“孤独”的道路。关注人的“内在性”,不断探索和存在相关的“终极问题”。像个观察者——面对当下现实处境、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在观察中生成问题,在作品里把问题呈现出来。

  她曾说:“我愿意表达那些让我觉得很本真,或特别美好的东西。它们可能并不符合目前所谓的审美或者潮流趋势,至少不是一个标志形象。但在我看来它们依然是非常有力量、有尊严的美。”

  向京的作品中,出现了非常多的女性身体,她因此常常被誉为“女性主义艺术家”,但是她本人并不认同,“打破性别”一直是她尝试突破的界线。

  正如学者戴锦华对向京及其作品的评价:“当我们说,向京的作品是女性的、关于女性的时候,似乎忽略了向京的女性世界中不仅没有男性,而且是不以男性为先在设定及参照。”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这位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艺术家。
 

  20多年的雕塑生涯,天花板已来
 

  法治周末:很多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有“工作室依赖症”的工作狂,现在依旧充满激情吗?

  向京:我已经做了20多年的雕塑了,肯定已经烦了。

  法治周末:但是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向京: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很宿命,就是命运的安排,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好像不那么容易变。

  小时候,很多事情要抗拒,那种抗拒感会特别强,包括我做雕塑,其实就是来自于抗拒——我并不执著于雕塑本体,只是因为很早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人说雕塑现在很过时,我听着就觉得特别接受不了,我觉得艺术不是以媒介的先进论来判断当代或者不当代的。当时我非要较这个劲,这不就一下花了20年。

  开始做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这个东西是成立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琢磨雕塑语言这个东西。

  我1995年大学毕业,大学毕业晃里晃荡地做了几年,1999年就去了上海。离开北京之前的那段时间,想得很多,脑子里非常混乱,那时候我做小的东西,架上雕塑,那个东西其实卖得不错。

  当时,我脑子里已经有很多关于大雕塑的想法,但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一直没有条件,没有工作室,加上我脑子里的东西也没成型。到上海之后整个人安顿下来,在大学里面教书,他们给了我一个很小的工作室,然后我才开始做,这一做就一发不可收拾。

  从1999年到2002年,我做了“镜像”,第一个大一点的系列展览,从这里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个特别强迫性的计划——三年要做一个系列。但是,每当做完一个系列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些问题说得还不够到位,包括对雕塑语言的审视,然后在准备下一批东西的时候,就想做一些更新的尝试和一些语言上的推进。

  这就让人无法停下来,老是自我审视,不满意,再拼命想要重新开始。前面这二十几年就是这样在轮子上转下来的,直到近几年我咬牙跺脚说我想停下来,我也不是在演艺圈,我总不能说“退出”吧,我就说暂停,否则我老说我不做了,有一天又做了也挺丢脸的。

  法治周末:反抗到今天,在你看来有效吗?

  向京:有效没效我觉得这也不归人说了算,而且我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价值。当然我有自己相信的东西,或者说我有感兴趣的方向。比如,我做雕塑,它由问题而来,媒介只是一种语言,你会在这种媒介、这种语言的属性、限制下去思考面对的问题。比如说,面对死的问题的时候,你拿雕塑能做什么。当然,因为太多东西雕塑并不擅长做,可能换个媒介会更好、更适合。

  法治周末:选择暂停是否也是因为感觉到通过雕塑表达的动力不强了?

  向京:一是因为我觉得雕塑确实已经让我厌烦了,我厌烦我的这种状态,我厌烦我几十年如一日,成了一个工作室依赖症患者,我厌烦这样的生活。其次呢,我特别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局限性,因为我每次都想要做点新的东西,在雕塑语言上有个推进,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可能性已经特别特别小了,离天花板越来越近。

  我会侥幸地暗自揣测这种限制可能是媒介带来的,就是在雕塑语言里的表达力有限了,所以有时候我会想,换一个媒介会不会激发出我重新创作的激情?
 

  只是“艺术家向京”
 

  法治周末:你的作品里有很多女性形象,你在做这些雕塑的时候会思考性或者性别这样的问题吗?

  向京:我有过关于性别这个话题的一个讨论,做过很多和这个话题有关的作品。讨论性别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身为女性,前提就是女性如何在性别话题里建构那样一个主体性,这是我的出发点,是我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至少这个系列,我确实不是在讲性。所谓建构主体性,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试图去除掉把女人身体作为一种欲望对象的这样的一种眼光、一种观看,我也在做女人的身体,但是我做的是试图消解掉文化里面对于女人身体的那种色欲眼光,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这东西肯定是去性的。

  法治周末:你会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去思考性的问题吗?

  向京:女权当然是个词了,但是在咱们这个文化里,其实是不怎么有效的一个词,所以我不大爱用。

  当然,我一方面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要讨论到这个问题,我的立场还是非常鲜明的,我会认为女性需要具备自己的一种主体性和实现价值的东西,我肯定会本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包括对自己人生观的设定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法治周末:这不就是女权主义吗?或者已经接近女权的表述。你只是不这样认为自己,你不贴这个标签。

  向京:或者说,我觉得女权主义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名词吧,它在西方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一套理论也不是非常适用于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讨论女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因为女性问题已经纠缠、内化在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里面了。

  很多社会问题比女性问题更突出更紧迫,而你要讨论女性这个问题的话,是很难去除掉其他因素独立出来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这根弦绷得有点太紧。

  在“唯不安者得安宁”+新作个展“S”这个展览上,我的策展人朱朱,他也是一个诗人,他讲到我的作品那匹马的时候说,向京在做女性形象的时候特别警惕小心,不把女性做得太美以至于变成男性色欲目光的一个对象,被客体化,但是她做这匹马的时候,完全释放了对于女性美的一种表达。

  法治周末:女权主义是不是在世俗的层面上,或多或少有点贬义的意味在里面?

  向京:我觉得在中国用“女权”这么让人心惊胆战的词汇的时候,好像简单树立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冲突。因为我并没有把男性当成敌人,哪怕是个假想敌,我没有试图去构成这种对立,我只是在努力建构一个主体性,女性自身的这种主体性建构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谈到女权很容易让人觉得是要反父权,我并没有……

  我觉得对我来说,自我审视、自我怀疑、自我构建,这种工作更重要,我并没有由此而产生一种类似受迫害妄想症一样东西,觉得是由于别人的迫害而导致我的一个什么缺失。

  法治周末:当别人或者媒体介绍你为“女雕塑家”,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向京:我原来特别反感,而且还总是被这样介绍,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女雕塑家。为什么要加个“女”,咱们这里女雕塑家就没几个,我在里面成为最好又怎么样呢。

  这像是夸奖,其实简直是羞辱啊。以前当别人给我加“女”这个前缀的时候我会特别敏感,我后来阿Q似的宽慰自己,别人如果叫我男性艺术家我应该会更难过,就叫女雕塑家算了,已经疲了。

  法治周末:那你介意雕塑家或艺术家这种称谓吗?

  向京:我当然更倾向于叫我艺术家,因为我并不执著于雕塑这样的一种媒介本身。我自己写就会写“艺术家向京”。
 

  抗拒虚无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事
 

  法治周末:关注过我们这个访谈系列的人都知道,我们其实是来谈论死亡的,你怕死吗?

  向京:我怕死啊。死这事确实是特别重的一件事。

  小的时候,因为对生这事有很大的疑惑,所以就会想到死这个问题,当然我后来明白生和死其实是一件事,可以搁一块想……

  我想死的时候可能十一二岁。我首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利,你生下来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这个事如此不归我说了算,但是还特别要求我好好地活,而且要活一辈子……我那个时候太小了,我觉得一辈子太长了,太可怕了。所以我就想,人有没有选择死的权利?

  法治周末:那你要这么说,既然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你应该不怕死啊?

  向京:因为你问的是现在的我,不是小时候的我,小时候我会觉得无所畏惧,而且特别渴望死,不想活着。现在反而对死亡有一种恐惧了,因为死太具体了。

  我现在有了很多知识,我一直在思考——当然思考也没用——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式死,得什么样的病,是死得很难看还是比较体面?

  我应该是对具体的死亡方式特别恐惧,因为我这一辈子想过太多死的方式,特别热衷看各种各样自杀的方法,琢磨这些方法。死这事其实没那么可怕,但是死了以后遗体的那个状态让我太接受不了了。我怕我没有机会体面地死亡,比方有一天突然间就不能控制自己了,面对一个临死的状态,我觉得这挺可怕的,因为很具体。

  我希望死亡是一件干脆利落的事,如果如此,我甚至觉得挺让人欣慰的。我反而觉得活着这事太让人恐惧了。

  我个人其实不贪恋,不贪恋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

  法治周末:但是你并没有像一些人一样选择匆匆忙忙过完一生,或者消极地活着?

  向京:怎么说呢,从这个角度也可能解释我为什么做雕塑做得这么玩命,这个可能是说服自己活着的一个理由吧,你要做事、行动。我是一个物欲特别低的一个人,对很多事情都是怎样都行。

  但是我特别不爱混,因为我觉得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虚无吧,你都活着了,但是这一辈子又特别虚无,毫无意义,这个我特别接受不了,我觉得那个才真的是太可怕了。

  法治周末:你曾经说过,你的创作是在挑战虚无,你厌恶这个时代弥漫的这种虚无,你对虚无本身非常反感,甚至害怕,死亡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虚无吗?

  向京:我觉得虚无就是比死亡更可怕,死亡它就是一个停止,结束。结束的一刻仿佛可以被赋予什么特殊的意味,而虚无,是巨大的占据时间的虚空,虚无的一生,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你怎么去用掉它啊,我是无法想象的……我只能靠每天使劲干活来度过。我不是个很想闲着的女人,那种找个地方去发呆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在我的字典里头。

  法治周末:你谈到用工作去对抗生命的虚无,艺术是否能够真正地让你彻底投身进去,永远义无反顾?

  向京:能,因为想不出第二件事能让我彻底投身进去了。

  对我来说抗拒虚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行动、做事情,用所有事情填满这些时间,在行动中过好此生。所以我说我是宿命论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一生的整个过程是安排好的,就像是必须承担的一个使命一样。

  法治周末:如果有一天,你的这些艺术作品会灰飞烟灭,这一切对抗虚无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

  向京:你说的这个是物质层面的虚无,物质层面的毁灭。我在做作品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漫长的内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构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生命的实质,而不是我们的肉身,不是我们此时此刻活着的一个状态,这是我自己相信的,或者说我编造出来的,说服自己相信的一个东西。

  我也并不相信所谓的艺术永恒性或者不朽,我也不追求这些东西,但我觉得每一个生命如果有一个存在的实质的话,创作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即便我以后做不动雕塑了,我可能会去写东西,因为我觉得只要你在想问题,你在不停地这么工作着,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你靠这样的工作去确认、去建构这个内核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我认为才是我活着的一个真正的形态。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女孩天天晃里晃荡,我心里其实并不喜欢,但我也不能没事老批评人家。但是我特别觉得生命是要奉献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一件事情上的。全身心地投入,别把物质意义的个体看得那么重,这个是最棒的。

  法治周末:你算全身心投入艺术吗?

  向京:比起其他事来就算投入最大的吧,我都没有什么生活。

  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有个东西不是叫天赋嘛,天赋的意思就是老天给的,说不定哪天还会拿回去呢。所以我一方面有时间焦虑症,老是赶着做,因为我觉得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变得庸常,得赶紧先趁着这个劲特大的时候去做,做完以后再说;另一方面,我又想做点什么事,捣鼓点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特别有乐趣的、有瘾的事,干不了这个,可以试试其他事情,没准又有一个什么天分出来了。这个是我愿意一直尝试的,我未见得只做雕塑,但我会一直做事。

  法治周末:在你2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最疯狂的是什么时候?

  向京:工作量很大的时候,2003年到2005年那段时间。当时可能就是身体和心智正好到达那样一个状态,我倒不觉得那一定是一个心智的峰值,但它肯定是身体的一个峰值。2003年,我35岁,状态特别好,也是由于封闭、狭窄,而自信心爆棚,就觉得我能做特牛的作品,那种状态也是一种无知无畏的状态吧,雄心比产量还高。

  法治周末:在艺术道路上,你有过巨大的失落感吗?

  向京:巨大的失落感?我没有,我做艺术,还是获得了一种充实感,因为艺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救赎的事情……日复一日的工作,塞满了我的现实。

  艺术家不应该是被妖魔化的一个人群,就是普通人,我的意思是说,艺术家和普通人有同样的困境,只是艺术家可能很幸运,能在自己作品里面获得一个表述,它能物化成一个作品。

  艺术家这个职业,可以让你更好地去审视这些问题或者遇到的困境,因为它固化成作品呈现在那儿。有时候自己去看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脉络非常清晰。我想,如果没有创作以及审视,就稀里糊涂地过下去,我自己肯定有很多东西会是无知无觉的。

责编:王海坤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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