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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里的书香记忆

2019-09-10 22:00:54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有南京“最美书店之称的先锋书店一角。 视觉中国

 

  中山路上的梧桐树、长江上的汽笛声、街边书店里的好书,以及《开卷》杂志和她的朋友们,都是令人怀想的

  朱航满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南京读书4年,对这座城市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记得第一次和父亲到南京,走出火车站,看见一片平静而清澈的水面展现在面前,对于我这样生于北方的人来说,真是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随后我才知道,这便是鼎鼎有名的玄武湖。而将火车站建在玄武湖的对面,这一巧妙设计,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人文的城市理念。所谓文化熏陶,其实就是在这样的点滴感受之中。
 

  在书香中开始写作
 

  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坐落于民国政府行政院和交通部的旧址之上,前者为古香古色的明清宫殿式建筑,后者为中西合璧的现代建筑,而学校的这两个极具历史感的建筑,又被修造于民国时的中山路隔开。

  在这条中山路上,植有好几排近百年的法国梧桐树,几乎遮荫了整个街道。从学校向西出发,不远处,就是当年鲁迅就读的江南水师学堂的旧址,再向西,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刻,总能听到长江上的汽笛之声,悠悠传来,颇有一种特别的陶然。

  当然,南京的古迹也是值得流连的,夫子庙、明孝陵、燕子矶、鸡鸣寺、莫愁湖、栖霞寺、牛首山、中山陵等,这些游览过的地方,都因其历史而令人颇生幽思。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南京的书香。

  学校的图书馆虽然藏书不多,但馆长大约是一位很敬业也很爱书的人,最新的人文社科书,总是能第一时间采购,图书馆名也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另一个我常去的图书馆,便是南京图书馆,印象是坐落在一个幽静的街道上。记得馆内有一棵很老的桂花树,每到秋季,馥郁飘香。我喜欢周末去开架阅览室借阅图书,那种凭借兴趣阅读的快乐,仿佛深山古刹的偶遇一样。

  南京的书店,也是印象最深的。似乎大街小巷都有很多的书店,不经意走进去,便可以有一份特别的收获。广州路的先锋书店自然不必提了,我在学校附近发现过一家名为学人书店的旧书铺,里面常常出售很多南京的大学老师散出的书籍,令我颇开眼界。或许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中,我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开卷》的生存之道
 

  印象很深的是写作以来的第一次投稿,便是寄给了南京的一份《书与人》杂志,不久收到了编辑部的来信,说文章收到了,但杂志因故停刊,寄回稿件。虽然有些遗憾,但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还是心生了许多的暖意。

  当时,南京还有一份《东方文化周刊》,人文气息很强,书卷气也很浓,虽然没有投稿,但时常翻阅。再后来,我偶然在夫子庙的一家书店里,得到了赠阅的几册刚刚创刊不久的《开卷》杂志,知道了这份小刊物。

  也是在很久之后,我才发觉这几份与书有关的刊物,其内在之中,似乎有着某种特别的联系,也似乎是一个松散又具有一种特别共识的文化圈子。在这其中,诸如作为编辑家的蔡玉洗先生,作为大学教授的徐雁先生,作为知名作家的薛冰先生,以及作为民间读书人的董宁文先生,他们都是以上这些刊物的核心人物。

  《书与人》停刊后,《东方文化周刊》不久又变成了一份娱乐杂志,反倒是这份极为朴素的《开卷》杂志,最终得以真正保留了下来。如今一晃,我离开南京也快二十年了。

  关于《开卷》杂志,我之前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本来已经没有太多要说的东西。前不久,宁文先生来信,说请我为他即将编成出版的一册《闲话开卷》写篇序言,这在我是很惶恐的事情,但也是乐意为之的。因为《开卷》,令我想起很多的往事,包括关于南京的记忆。

  还有一件令我困惑的事情,便是在市场化高度发达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份小小的民间读书刊物《开卷》,何以能够生存下来。

  在我看来,有其趣味性、高雅性、资料性、民间性等等一系列的原因之外,还有《开卷》从来不排斥自己作为同仁刊物的印记,它有自己的判断、倾向、好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份很小众也很具有较强辨识性的刊物。

  之前,我曾写过一两篇与当代文史家交谊的小文章,一些公开发行的报刊编辑表示,此类文章,只能敬谢,但再给宁文先生,则是表示欢迎,因为所写的对象,恰恰正是这份刊物乃至其读者所特别关注的。
 

  有情义的园地
 

  《开卷》作为一家读书刊物,我想,相比之下,它更是一个有情义的园地。在我的印象中,这份杂志就曾为杨绛、黄裳、谷林、黄永厚、忆明珠等前辈策划过纪念专辑,他们都是这份小杂志的朋友和作者。

  当代的出版人之中,北京的范用先生和长沙的钟叔河先生是宁文先生最为敬重的两位文人。董先生不但敬重这南北两位出版家的出版理念,更敬重两位出版家的精神风骨。他为这两位出版家编过书,有过多年的忘年之交。

  我记得,有次在旧书网上购得了一册范用先生的签名本,恰好是题赠给南京一位著名设计家的。宁文先生知道后特意过问此事,我想他是很关心范用先生的一切信息的。而长沙的钟叔河先生,因为健在,现在《开卷》杂志上刊登的与钟先生有关的文章和信息真是不少,仅2018年,就发表与钟先生有关的文章多篇。

  《开卷》的影响力,还在于借助这块小小的园地,为一些老作家、老学者编辑专著,出版文丛,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印象最深的,当是与北京的林谷先生有关。

  林谷先生是一位老报人,文章写得甚好,但没有出版过文集。宁文先生在策划“开卷随笔文丛”时,出版了其文集《钓台随笔》,并寄赠了我一册。我得赠此册后,甚是喜爱,也才知道这本著作的作者与我所工作的单位只有一街之隔,步行应在十分钟之内。故而也是倍感亲切。文集读完,我作文一篇,并打算有空去拜访,但因俗务缠身,竟然错失了机会,老先生于去年岁末过世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最近闲翻《开卷》2018年的合订本,在2017年11月13日的“闲话”中,写到了林谷先生曾给他从北京写来一封信,内容如下:“南开大学是我的母校(我系南大外文系五四届毕业生,李霁野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钓台随笔》卷六文章中不少涉及我当年在南大学习的情况。因此,我决定将《钓台随笔》赠送给南大图书馆一本纪念并存阅,这样南大师生似都有机会看到《钓台随笔》了,现将这个赠书活动的照片寄给你,将来或会有点用处。”

  走笔至此,竟是颇有些触动。一为宁文先生的义举,圆了一位老作家的心愿,另一为林谷先生对母校的深情。其实,就在去年,宁文在他主编的“开卷文丛”中,也收我一册随笔文集,在此之前,我还曾出版过几册集子,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给母校赠送一册,心底是觉得还不够资格,现在读林谷先生的这封信,觉得自己的想法,真是差之远矣。

  我从南京读书的母校离开,距今也快二十多年了,此后没有机会回去过。这些年,听说学校变化很大,一直想回去看看,也想去南京重温一下旧梦。去岁因为院校调整改革,我的母校与上海的另一所院校合并了,学校的师生也都搬迁到了上海。我成了一个没有母校的人了,真正像张中行先生所说的那样,乃是“欲赠书而不得”了。

  尽管如此,我想,我对南京的美好印象,还是不会变化的,就像中山路上的梧桐树、长江上的汽笛声、街边书店里的好书,以及《开卷》杂志和她的朋友们,都是令人怀想的。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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