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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立法者如何看待基因编辑

2020-10-15 09:09: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德国对于基因技术一直都是立法先行,三部主干法律犹如三把大锁,把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可能的上下游问题,都限制到了一个相当可控的范围内


杜如益

众所周知的是,基因编辑技术至今充满了争议。一些国家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持相当谨慎态度,德国就是一个例子。

推崇“原生态”食品与用品的社会

在德国超市的食品包装上,不难发现Ohne Gentechnik”的绿色方形标志,或者绿色“Bio”标志。这些标志一方面是为了让消费者对商品的技术构成有知情权;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价格区分机制。

Ohne Gentechnik”直译为“未经基因技术(改造)”,它意味着这些食品是非转基因食品,但是不排除使用化肥、农药,价格也比较亲民;而“Bio”或“öko”对应的英文术语是“organic”,可以译为“有机食品”。根据欧盟标准,此类食品必须既是非转基因食品,又没有在其生长过程中使用过化肥和农药等,价格也会略高一些。

如果喜欢买更全的有机商品,可以去Alnaturadenns BiomarktBio-Company等专卖有机商品的连锁超市,或者去居民区里的专营小店。在这些卖场,除了食品以外,包括化妆品、日用品都是有机的。

在城乡差异不大的德国,几乎整个国家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推崇“原生态”食品和用品的氛围内,而这些有机商品又与环保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增添了其“政治正确”的色彩。

等量的有机商品与非有机商品,其平均价差大约在50%左右,而德国物价又处于欧洲的洼地,百姓生活相对富足,故有机商品并非对普通家庭遥不可及。进而,是否选择有机商品,主要还是一种消费偏好,或者说生活理念。在德国,很多素食主义者会更倾向于选择有机食品,也更注重节食健身;而“非转基因食品”似乎是德国百姓的底线。其实这种社会认知,也与德国政府和欧盟多年来一贯的法律态度和政策导向息息相关。

立法者对基因技术持警惕态度

随着基因技术的成熟,德国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基因技术规制法》。这是一部行政法,分七章,最初只有35条。

该法第一条即阐明,“本法的立法目的是:1.是要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并保护动物、植物、其他物质和环境,免受基因技术和基因技术产品可能对其造成的危险,并预防这种危险的发生;2.是为基因技术在科学和技术上研究、发展和使用的可能性提供法律空间”。

立法者在法律、科技、伦理的漩涡中,果断作出抉择,并以保护人类、动植物和环境为第一要义,以保障基因技术研发的合法空间为第二要义。该法将基因技术的危险性分为四个级别,对不同级别的危险采取不同程度的规制。

虽然该法在1993年、2010年都有很大的修改;甚至在201911月还有微调,但是1990年立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了保留。所不同者,德国最新版的《基因技术规制法》将“考虑到人类的伦理价值、生命和健康”突出首列,作为全法之最高价值,亦可见德国立法者对基因技术迅速发展的警惕态度。

并且,新法在原有的第一要义和第二要义之间,加入了一条“为保障产品,尤其是食品和饲料,在交易中加以标识可能性:以传统的、有机的方式;还是依靠转基因方式”。农户也被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而这些,就是我们在德国超市中看到的那些标识的法律依据。

经过前后近三十年的法律发展,新《基因技术规制法》的价值排序如下:人类的伦理价值、生命和健康最高;其次是动植物的安全和环境保护;再次是产品,尤其是食物和饲料的转基因标识;再次才是科学研究的法治限度。生命价值-环境价值-经济价值-科研价值的排序,反映了德国立法者的思维路径。

立法背后的“德式”思维

出于审慎态度,对于人类的基因编辑,德国在1989年已经另行起草通过了《胚胎保护法》。这部法律于1991年实施,成为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该法第五条禁止人为改动人类的生殖细胞,第六条禁止克隆人类胚胎。违反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

基于《胚胎保护法》主要保护生育胚胎而不涉及剩余胚胎的漏洞,德国在2002年又制定并施行了《胚胎干细胞保护法》,全名为《确保人类胚胎干细胞之输入及利用时有关胚胎保护的法律》。根据该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胚胎干细胞的输入和研究都受到了禁止,并避免使用胚胎干细胞而做成胚胎;但是若出于科研目的,则例外地予以许可。

依据后续条文,这种许可,还要严格地具体到个别负责人,并由伦理委员会来监督。若非经许可,输入、利用胚胎干细胞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此外,对于此类胚胎干细胞,禁止进行金钱交易。

可以说,德国对于基因技术一直都是立法先行,上述三部主干法律犹如三把大锁,把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可能的上下游问题,都限制到了一个相当可控的范围内。我们不禁要问: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世界,德国立法者何以对基因技术如此草木皆兵?

其实,在德国基因技术立法的背后,是“德式”思维在发挥作用。

其一,基因技术,尤其是对人类的基因编辑,蕴含着巨大的伦理难题。肢体健全的人一定比先天患有疾病的人更有价值吗?这可能是一个终极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父母基于“为子女好”而对子女基因进行抉择,是否就一定符合未来新生命的个体意愿呢?这里面的伦理难题还有很多。

其二,德国对基因技术的谨慎态度,还在于基因技术尚不成熟。易言之,没有可信的证据证实人类基因编辑所导致的副作用有多大,更没有科学数据能说清它的潜在风险是什么;并且,一旦开放人类基因编辑,这个过程可能是不可逆的。这种逻辑类似于公众场所控烟和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确切知道答案以前,就贸然放开此类行为,也不合乎比例原则。

其三,基因技术背后暗藏着国家利益。比如,美国作为基因技术主要输出国,一直致力于转基因食品的出口,然而,欧盟似乎并不买账。欧盟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顾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于转基因植物对于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另一个似乎更为核心——转基因物种的种子,由研发者持有20年的专利,这对于国家战略来说,可能是授人以柄。

其四,任何现代科技的背后都离不开巨额的国家资金投入,而对人类的基因编辑既然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就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最后,作为一个新教伦理、尤其是路德宗占主流的德国,基督教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从宗教意义上,德国人更倾向于人类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而由人类直接去操控物种的基因、编辑,似乎有“僭越”之嫌。

从上述的阐释可见,无论从基因技术的立法还是涉及人类基因编辑,德国立法者一直秉持适度乐观的保守主义态度。开发基因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救治人类病痛,然而,它也可能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自由化,就可能出现非出于医疗目的、而是以制造“超级人类”目的的基因编辑;甚至可能将人类从“生死簿”中划去。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好事吗?然而,编辑基因后而出世的“独眼巨人”,还是我们的同类吗?一旦“超人”出现以后,是否意味着世代向死而生的传统人类物种的灭绝呢?种种问题,不一而足。

或许,我们的顾虑太多了,也或许我们的观念也需要改变,而改变的钥匙恰恰是时间。当然,在一切可控之前,法律人还是会理性地把魔盒的盖子关严,这或许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吧。

(作者系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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