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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人精神史的活化石”里,探寻西方文化源头

2021-10-14 09:40: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作者:瓦纳尔·耶格尔 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尹超

古希腊文化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和起源。英国诗人雪莱曾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古希腊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神话、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取得的文化成就,被西方学者称为“古典文化”。

古希腊文化之所以享誉后世,是因为它赋予西方文明以人文特质。正如瑞士著名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所言,“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

可以说,当其他文明还在以神秘的宗教认识世界时,古希腊文明已经在追求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这种古典人文主义所奠定的“希腊精神”,作为超越时空的文化遗产,为后世西方提供了文化模板和精神家园。

因此,全面认识希腊古典文化的精神世界,无疑是探寻西方文化源头的一把“钥匙”。德国古典学大家瓦纳尔·耶格尔所著的三卷本《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以下简称《教化》),作为“古希腊人精神史的活化石”,以独特的全景镜头展现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理想。

“人之为人”的德性教养理想

耶格尔是德国古典学大家,《教化》被誉为“第三次古典人文主义”的扛鼎之作。所谓的“第三次古典人文主义”,是相较于文艺复兴和德国新古典主义而言的。

众所周知,古典(Classic)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是“典范”之意。在古罗马时期,古希腊是值得效仿的典范。文艺复兴以后,古希腊、古罗马则被视为典范。

不过,发生于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更偏重于古罗马的古典主义。而兴起于18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新古典主义,则是以古希腊为典范。耶格尔所参与发起的古典人文主义运动——史称“第三次古典人文主义”,显然是承继和延续了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

提起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运动,威廉·洪堡是其中绕不开的重要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年青的洪堡深受触动,这促使他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德意志要想成为一个自主的政治体,应该具有何种文明品质?

他在《论国家的作用》一书中,以古今对比的眼光谈到,古代国家不仅看重整个民族的物质繁荣,更看重政治体的道德品质,因而也更重视“人之为人”的教育。其所称的“人之为人”,明显带有古典人文主义的色彩,强调人的德性品格的完善。

他认为,古希腊城邦虽然衰亡了,但古希腊人实现“人之为人”的德性教养之理想不会衰亡,其精神品质是值得德意志人学习的典范。因此,应通过古希腊人文教育形塑德意志人的政治品格。

不惟此,洪堡还将其政治理念落实在实际制度中,建立了具有古典教育品质的“人文中学”体制,让古典语文进入中学课程。这旨在通过扩大希腊语的教学,构建德意志教育的基础,以此培养出“类似希腊人的”德意志人,甚至是一种“完人”。

应该说,耶格尔就是在洪堡古典人文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他作为“第三次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运动的倡导者,明显是在继续坚持洪堡的古典教育理念。

与洪堡不同,让耶格尔深受震撼的是20世纪那场欧洲大战。毫不夸张地说,耶格尔的《教化》这套书,就是这场欧洲大战的产物。这场战争让他看到,基督教欧洲的文明传统已经崩溃。

因此,耶格尔所坚持的古典人文理想,并不只是德意志的理想,还是整个基督教欧洲的传统文明理想。他试图让古典学的学术研究服务于“古典理想”的教育功能,将古典理想与现代学术相结合,通过回溯古希腊的精神源头,展现“古典理想”在古希腊文化中的历史进程,为深处危机的欧洲提供一种人文主义救赎。

古典精神与现代生活如何衔接兼容

耶格尔的《教化》,意在借助古希腊语paideia(教化)”所包含的特殊意蕴,以统一的视野考察古希腊文化,为当时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提供某种具有古典品质的精神慰藉。

从词源上说,“教化”一词包含或寄托着彼此关联而又各得其所的多重涵义,具有体现“教”之精神的“导”“养”“育”“化”四重内涵,从而使“教化”兼具教导、教养、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使古典精神得以与现代生活相衔接和兼容。

确实,“教化”是古希腊人必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其品格一致性的基本来源。该套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希腊文化的独有特征及其历史发展背景,进行整体、全面的古典学研究,解释其历史进程与智识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认识希腊人的品格塑造过程和人格理想追求,从而为精神飘摇的欧洲寻到某种稳固的文化基础。

《教化》第一卷“古风时代的希腊与雅典精神”成书于1933年,分“古风时代的希腊”和“雅典精神”两部分,旨在以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生活为社会背景,描述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文化与城邦政治形态的形成、发展和危机。

前一部分涉及荷马史诗、弦琴诗、哲学和政治思想等,后一部分则聚焦于以雅典为中心的悲剧、喜剧、智者学派和史学等。不难看出,古风时代是受英雄人格支配的时代,而古典时代是受公民人格和政治类人格支配的时代。

在这一卷中,耶格尔试图通过描述古希腊的“教化”得以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基础,以及它在古希腊文化与社会中的实践,勾勒出希腊精神作为一个整体不断自我演化的规律。这种规律反映了希腊精神“从神话到理性”的演化过程,也构成了德国人文主义对希腊认知、想象的核心。

《教化》第二卷“探寻神圣的中心”和第三卷“柏拉图时代文化理想的冲突”分别于1944年、1947年出版。这两卷转向对柏拉图时代古典希腊文化的研究,处理的是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智识史。

其中,第二卷从古希腊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柏拉图对话录,尤其对其《王制》(亦译作《理想国》)进行了深入阐释。耶格尔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为出发点,对构成希腊精神的教育、德性、智识和公民养成等进行探讨,揭示“教化”如何体现于希腊人的品格塑造,以及哲学如何从“教化”问题中诞生。

第三卷则重在更广阔的希腊文化背景下,将柏拉图《法义》(亦译作《法律篇》)所体现的政治教化与神圣观念作为参照,对古希腊医学、修辞学、泛希腊城邦政治文化、激进民主政治、修辞教育和相关政治实践等进行分析,揭示希腊古典时代晚期的复杂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理想,及其对希腊精神、文化乃至“教化”理想所造成的多元冲突。

“为寻找通向希腊的道路的人而写”

“教化”是评估古希腊文化的基础,古希腊文化正是在“教化”的影响下,通过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等因素混合而成的。这种文化以苏格拉底对“教育真的是可能的吗”这一问题的考问为开端,一直到柏拉图的《王制》达到巅峰。

从结构上看,《教化》的内容基本就是围绕柏拉图哲学展开的。因为,柏拉图哲学是在一种特定氛围中产生的,并在希腊精神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一种特殊地位。

就像该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所表达的:对于“柏拉图说了什么”“柏拉图为什么要这样说”“柏拉图同时代人或者他的对手们又怎么说”这三个问题,《教化》的第一卷其实就是关于柏拉图的导论,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二卷回答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三卷“文化理想的冲突”回答的是第三个问题。

可以说,柏拉图哲学是对希腊文化此前各个阶段的一种重新整合,并在一个更高的哲学水平上解决这些问题。

耶格尔的《教化》是有关希腊人及其智识文化的重要作品,也是探究希腊古典文化与现代西方世界之间关系的力作。

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表述:“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特别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我们之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

诚然,是希腊人首先注意到人的完美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且希腊文明中的“教化”理想仍在世界留存。耶格尔曾直言,《教化》就是“为寻找通向希腊的道路的人而写的”。

而古希腊传统和古典理想所涉及的,主要就是如何“教化”的问题,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如何“教化”人类的问题。“自由已逝,城邦不再,但理想长存”,现代人应该“从一个超时代的维度来研究古希腊人的文化理想”。

耶格尔的《教化》还是其对古希腊文化进行古典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杰作。与史学旨在“认识过去的事实”不同,古典学则是重在“理解古代文明中的永恒理想”。

在耶格尔所处的时代,古典学越来越走向狭隘的专业化,成为实证式古代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古典学的史学化与古典学本身承载的人文教育理想正在背道而驰,古典学逐步陷入“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与历史主义现实之间的困境”。

耶格尔的《教化》企图调和古典学与史学的内在不和,将古希腊经典文本的阐释置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情境。这就要求学者具有一种“百科全书精神”,实现古典学中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统一。也就是说,人文精神必须建立于严格的历史基础上,历史精神需要帮助“复活”已逝的古典理想。

最后,耶格尔将书名定为《教化》,其实就能表明,他对古希腊文化历史的关切,意在彰显“教化”所追求的精神品格。很难得,该书“从统一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视角为展示古希腊文化提供了全景”,也为后世的文化运动提供了指导性动力。

责编:王硕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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