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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种传染病,曾在人类世界肆虐

2021-10-21 15:57: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回顾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传染病史。人类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卫生认知特别是水源卫生的进步同样瞩目。虽然今天的艺术作品中将古代罗马城邦描绘的像是人间天堂,但如果真的可以穿越历史,我们会发现,古罗马的街头臭气熏天、蚊蝇肆虐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

作者:【美】约书亚S.卢米斯 译者:李珂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禾刀

人类历史上曾遭遇过很多传染病。

在《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一书中,作者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教授、微生物学家约书亚·S.卢米斯仅仅聚焦鼠疫、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大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十种传染病。而他之所以选择这些传染病进行书写,主要原因是这些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要么非常之大,要么病症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

可以这样说,越是造成重大感染死亡的传染病,越会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为贫富贵贱而有所不同。至少就眼下来看,去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富国造成的死亡,一点不比其他贫穷国家少。导致这样的结果既是因为病毒无情,也因为一些国家的傲慢。

传染病倒逼人类发展进步

如果说历史是所有因素的总和,那么各种因素力量越大,其对历史的影响自然越大。本书撷取的大多数传染病动辄造成数千万乃至数亿人口的“无差别”死亡,人类历史想不因此而有所改变都不可能。

今天,我们得知导致传染病主要是因为病毒和细菌。不过,无论人类多么讨厌或者害怕病毒与细菌,二者一直与人类如影随形。

回顾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传染病史。《病毒星球》一书曾指出,病毒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人类的进化也得益于病毒。人类基因中包含远古病毒基因,正是因为“一亿年前,我们的远古祖先被一种病毒感染,获得了最早的合胞素蛋白,于是产生了最早的胎盘,变成了最早的哺乳动物”。至于细菌,更是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人类在进化中适应了与众多细菌共生。

人类不可能也无必要消灭所有病毒细菌。卢米斯指出:“传染病是一个选择机制,在一段时间内触发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换句话说,它能促进人类进化。”

随着人类对传染病认知的发展,人类在应对抗疫时,自身也实现了发展进步。

正是为了了解传染病,人类发明了显微镜,第一次对导致传染病的微生物有了更为直观的观察;约翰斯诺的“霍乱地图”早已成为医学地理学及传染学中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隔离的办法来减缓传播的疾病。隔离一词就是意大利语中40天的意思”;丹麦麻醉师比约·易卜生发明的用于脊髓灰质炎患者重症监护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已成为现代医院的标配;1942年问世的青霉素,掀开了人类与细菌斗争新篇章……

人类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卫生认知特别是水源卫生的进步同样瞩目。虽然今天的艺术作品中将古代罗马城邦描绘的像是人间天堂,但如果真的可以穿越历史,我们会发现,古罗马的街头臭气熏天、蚊蝇肆虐。

正是通过对传染病的研究,人们不断摸索卫生举措。1596年,欧洲开始进入漫长而又恐怖的“黑死病”时代。正是这年,英国约翰·哈灵顿爵士发明了直到今天仍造福于人类的抽水马桶。

上世纪初,法国人因为8年的挫败和超过2.5亿美元的支出,特别是众多工人因疟疾和黄热病而丧生,不得不退出巴拿马运河项目。而美国之所以成功完成后来的60%工程量,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古巴根除了黄热病,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减少了疟疾的发病率”,高加斯博士来到巴拿马,继续发扬他的成功经验。

人类丑恶面的照妖镜

毫无疑问,传染病可以改变地缘政治力量均衡,特别是斗争双方力量。

1346年,当远征欧洲的蒙古军队将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抛向久攻不下的黑海城市卡法时,传染病变成了一种改变双方力量均势的“生化武器”。这种所谓的战术,在后来被欧洲殖民者广泛应用于美洲、澳洲和非洲大陆。

欧洲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总是大书特书,如果这段历史由印第安人书写的话,很可能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史——“天花在一些地方消灭了90%的土著人口,并在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

历史上,鼠疫曾流行7次,其中前6次均源于印度恒河流域。英国殖民统治者并非不知鼠疫的危害性。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愈演愈烈的鼠疫漠然视之,这被公认为鼠疫疫情爆发后迅速扩散,并传播国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染病每次出现,各种谣言几乎也会漫天飞舞。谣言不只是寻常百姓荼余饭后的谈资,在传染病期间往往可以杀人。许多人只知道法西斯迫害犹太人,事实上,比法西斯早得多的14世纪黑死病流行期间,犹太人便被欧洲人指责为散布黑死病的根源。

卢米斯指出,“黑死病同时还开启了反犹太主义与迫害犹太人的新时代”。

不知是一些人健忘还是选择性地健忘,新冠疫情爆发后,尽管许多正义科学家一再呼吁“应坚持本着科学态度团结抗疫和溯源”,但仍有一些国家抱着种种目的,试图提着鞋找脚。

众所周知,抗疫是医学科学问题,然而,现实中政治凌驾于科学的现象并不鲜见,且一再重演。上世纪60年代,当波兰裔美国研究员阿尔伯特·沙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并在前苏联及其盟国广泛种植且取得明显成效后,美国不是虚心接纳,反倒对其持怀疑态度。彼时,科学已被异化为冷战时代政治角力的武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疟疾(和黄热病)每年造成了大量非洲原住民死亡,但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疟疾帮助了非洲大陆及其人民免受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害。这种保护在19世纪后期戛然而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奎宁这种救命药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

新药的发明表面看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谁又能注意到,这对有的人会是一种灾难呢?

相较于政治丑恶,人性之丑毫不逊色。欧洲黑死病暴发期间,“谋杀、强奸、遗弃孩子,甚至吃人肉的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借疫情杀人向医疗研究机构售卖尸体牟取利益。

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工作、生活到思考方式无所不包,甚至也会对审美产生扭曲。19世纪,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肺结核病被视为“优雅的象征”。无独有偶,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呈现的也是这样的病态美:泪光点点,娇喘微微。所谓“闲静似姣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有人认为,林黛玉所患的痨病,正是今天我们所指的肺结核。

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

19805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代表正式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身上被消灭。我们人类所知的最大灾害,每个世纪都造成亿万人死亡的灾难,已经消失了。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不过也仅此而已。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扩散与在一些国家的反复爆发表明,疫情防控不宜穿新鞋走老路。相比历史上传染病的蔓延速度,1918年,大流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亚洲、欧洲和美洲,其原因就在于“新建的铁路和金属蒸汽船”等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

也就是说,造福于人类的新型快速交通工具,有时也会成为传染病传播的快车道。今天的交通工具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快速精准控制疫情更为紧迫。而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从本书梳理的传染病历史规律来看,大多数传染病确实可能会自行消失,但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漫长时间。人类一再重复历史悲剧,付出难以承受的昂贵代价。

纵容病毒肆虐,与纵容杀戳无异。然而,当欧美国家理直气壮地大肆囤集新冠疫苗时,世界卫生组织一再提醒:许多穷国被遗忘,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购得疫苗,也缺乏足够的财力采购疫苗。

在新冠病毒依旧肆虐的今天,疫苗接种正在与病毒展开赛跑。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曾经指出:“全球抗疫是一盘棋,世界的疫情取决于控制的最差的国家,不取决于最好的国家。”知道这个逻辑的显然不只张文宏一人,但这一逻辑要想成为各国共识和自觉行动,从目前看显然尚需时日。

透过本书不难得知,人类战胜疫情有经验可循,前提是各国积极配合,把扛起抗疫大旗责任交给专家学者,让科学回归顺应科学规律本身。唯此,人类才可能早日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


责编:王硕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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