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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法律实际运作的奥秘

2021-11-11 08:35: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在法律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其中的因果关系远非像数学公式那样简单明了。人们之所以对法律服从或不服从,大多出于三类动机及其叠加:赏罚、同侪压力以及内在的感受、良知等心理动机

每种动机都有各自的运作模式,也有需要深入分析的框架和内容,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人们对法律的回应。但不管出于一种理由或多种理由的混合,它们都会推进或阻碍法律的目标,也需要认清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的异同

■书名:《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作者:【美】劳伦斯·弗里德曼

译者:邱遥堃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余涛

一部法律的出台,是否能够产生相应的立法预期?立法行为与某些社会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三个重要的议题:法律讯息如何传递到民众和执法者那里?接受相关讯息之后的人,会对法律作出怎样的回应?以及人们对法律进行回应的动机或理由究竟是什么?

借助“影响”一词对法律和人们行为之间的关系与过程进行探究,正是劳伦斯·弗里德曼《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一书的核心内容。

解开讯息传播的“戈尔迪之结”

法律的影响力问题首先是一个讯息传播的问题。传播是影响的前提,也是法律产生影响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立法首先必须传递出有效讯息,否则无就法产生影响。毕竟,不为人知或未传播的法律是不会产生影响的。

然而,“传播”一词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讯息”本身也由于常常变形、扭曲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变量。讯息到达受众的方式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传播的渠道可能是媒体或其他。

传播与影响的关系涉及的是讯息与讯息产生后果之间的关系,现代法律就是一个复杂讯息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比喻难以分辨头绪的问题)。更何况,受众也是一个巨大的变量,即便讯息能够顺利到达受众,它能否被受众准确理解也令人生疑。

事实上,在一个“全球窥私癖”的时代,媒体传递的讯息经常发生“系统性扭曲”,有关法律与社会的讯息总会被夸大、扭曲。这是否对人们思考法律或行为产生了影响?

虽然阶级、教育和收入对了解法律的程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一般民众对法律知识的无知几乎是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的普遍现象。尤其是那些不要求采取积极行动的法律,人们对这些法律的观念“零星、扭曲且经常是错的”。

现代法律制度复杂得“令人绝望”,普通百姓其实并不像法律人那样关心“法律逻辑、论证结构、先例适用”等等佶屈聱牙的专业词汇。他们只希望知道结果。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何化解法律传播的复杂性、优化讯息的辅助性载体,都是法律领域的必要工作。毕竟如作者所言,威慑罪犯的可能并非惩罚本身,而是对惩罚的“认知”。在不能正确接受相关讯息并形成恰当认知的情况下,制定再良好的法律也无法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行为对法律影响的各种回应

面对法律,人们的正常回应可能包括遵守与不遵守,服从与不服从。但除了前述简单的类型划分之外,还有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形式。其形式、程度和类型在不同的法律领域差别巨大,比如人们面对法律的“调适”行为。

面对一项立法,具体如何开展行动或者根本无动于衷,取决于人们的基本认识、从法律制度与社会中得到的讯息,以及遵守或违背法律所可能产生的成本。比如在税法领域,逃税是一种对抗性的回应,是一种犯罪行为,而“避税”则是各种形式的调适,本身就是合法的。

而当立法背离时代或者和现实需求过于脱节,和文化、社会状态存在差异时,则会导致对法律的不遵守、逃避甚至对抗。比如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禁酒令等。

调适是人们行为的中间地带,有时候是对正当法律费尽心机的狡诈规避,有时候则是普通人面对不恰当立法时的适切选择,也映照出这些法律的滑稽面貌。

美国离婚法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宗教领袖们把离婚视为一种社会罪恶。因此,掌控立法的道德主义者出于对离婚行为的痛恨,牢牢占据着道德高地,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来把离婚变得稀少而困难。

在当时的美国纽约,协议离婚是一项不可能的事情,并不被正式法律所接受。由于夫妻双方通过在法庭上说谎来满足离婚的要求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想离婚的富人们往往会选择去内华达州“落户”,因为那儿的离婚法相对宽松。

而普通人想要离婚,则必须经过审判程序——由无过错的配偶作为原告,主张被告犯下了诸如通奸、遗弃或虐待等罪行方可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通奸”的诉请由于花费不多而又相对轻松就成为了多数普通人的选择,一种“软核通奸”的调适行为开始大行其道。想要离婚的丈夫们会去开一间房并脱光衣服等待,接着一位陌生女性也会按约定走进来脱光衣服。在神秘摄影师登场给这对男女拍照之后,这位女性就会拿着报酬穿衣走人。

最终,这些照片会作为“通奸”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之上。法官们对照片的底细心知肚明,但为了满足合法的形式化要求,并不会有人会去揭开这一“骗局”。这种调适行为对法律的回应在很多领域都真实存在,也是法律影响力的一种另类体现。

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其实并不可能是完全有效、完全被服从的,总是存在有异议、不被遵守甚至被抵抗。但完全不遵守或不使用法律的情形也比较少见,因为现代社会的法律总体上还是人们的共同选择,来自社会情境并反映社会规范。

回应法律的三类动机

在弗里德曼看来,所谓的“影响”,指的是与某些法律、判决或其他政府行动,或与公务员、警察等执法者的行动有因果关系的行为。而基于一种外部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他认为由于人类行为本身的复杂性,法律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更是盘根错节。这不仅涉及到影响的传播过程与影响的类型划分,也涉及作用于“影响”的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

在法律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其中的因果关系远非像数学公式那样简单明了。人们之所以对法律服从或不服从,大多出于三类动机及其叠加:赏罚、同侪压力以及内在的感受、良知等心理动机。

每种动机都有各自的运作模式,也有需要深入分析的框架和内容,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人们对法律的回应。但不管出于一种理由或多种理由的混合,它们都会推进或阻碍法律的目标,也需要认清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的异同。

当然,弗里德曼强调,这个对“影响”定义其实是价值中立的,并不那么关心法律的目的或法律的有效性问题。毕竟有效性问题过于情境化,很难进行一般性讨论。

影响力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对其进行准确测算的努力和结论也是存疑的。就像美国“二战”后直线上升的暴力犯罪率突然在21世纪开始缓慢下降一样,其原因让人难以捉摸,很多解释也无法让人立刻信服。但即便如此,在大多数场合,法律的生活经验仍然最为重要,因为“法律就像好酒和好奶酪一样,需要时间来慢慢成熟”。

弗里德曼是法制史领域“威斯康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受美国法社会史研究先驱哈斯特的影响至深。有学者称,他的综合研究使法社会学更像“学问”而非“科学”,他著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在现实主义法学影响下的研究,让其理论更加贴近生活。

在《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一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对诸如米兰达案、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罗伊诉韦德案等重要案件的解读,也能够看到《平价医疗法案》《国内税收法典》“梅根法”等法案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影响与发展悖论。借助于法律对行为所产生影响的研究,无疑能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也会让我们对与法律相关的社会现象的真实本质产生更为真切的认识。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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