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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监控录像作为证据

2022-11-23 23:49: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开栏语

当下,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图像密不可分。我们习惯于随时举起智能手机,用图片或视频记录自己的观察和发现,也见证了短视频平台一跃成为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流量收割机……

图像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也进入了法学人的研究视野。著名金融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志攀长期关注“图像与法律”这一领域。他认为,信息社会已经进入图像和短视频的时代,而图像社会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观念,也会改变司法工作中的许多观念和习惯做法。法律工作者应该关注图像社会的发展,改进工作流程,适应时代发展。

从本期开始,《法治周末》特开辟“图像时代的法律”专栏,邀吴志攀教授撰写以“图像与法律”为主题的系列文章并配以他原创的绘画作品,以飨读者。

□  吴志攀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第八类是:“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立法和司法机关已经将“视听资料”证据与传统的“物证”和“书证”等证据种类区别开来,前者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这种分类是适应我国信息化社会发展的结果。

19797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种类中还没有将“视听资料”单独分类。当时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已有照片和录音资料等证据,这些都归类于书证。19963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时,这一情况依然没有变化。

2012314日,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时,将原来的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八条,在证据种类中增加了“视听资料”。20181026日,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五章证据第八项继续保留“视听资料”作为证据。

不仅可以节省质证环节时间

随着公共场所监控录像的广泛使用,视频录像成为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经常使用的证据。例如,高速公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时,有监控录像与否,在庭审提交证据和法庭辩论环节所用的时间截然不同。

在有监控录像之前,我国的交通事故案件的物证和书证,主要是在事故发生后公安民警在事故现场采集的。在有监控录像之后,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录像,在法庭当庭回放,就可以让相关当事人直接目睹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完整过程。当事人双方能够直观地看到:整个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事故是如何造成的?谁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主要责任者?这样便可以节省相当多质证环节的时间,相关当事人可以将精力主要集中在法庭辩论环节,特别是集中于当事人造成事故的主观方面,而非客观方面。

例如,2021年发生在某地高速公路上重大伤亡交通事故中,经过公安机关多方调取高速公路及服务区餐厅等场所的监控录像。仔细观看录像回放公安民警发现,这是一起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有预谋有准备利用交通事故杀害债权人而有意制造的。类似这种案件,如果没有监控录像,只从事故现场取得证据是很难发现真相的。

在其他公共场所,监控录像也为民事诉讼案件庭审节省了质证环节的时间。例如,2020年,北京西客站检票口,因旅客拉杆箱绊倒一老人,半个月后老人去世。在老人家属要求拉杆箱所属旅客赔偿案件中,法院当庭播放西客站监控录像回放,双方当事人及律师均表示对事实部分没有分歧。双方分歧只在于拉杆箱所属旅客是否负有一定过失。经反复观看监控录像回放,法官裁定拉杆箱所属旅客的行为正常合规,是老人进入检票口又突然返回所致。因此,拉杆箱所属旅客没有过失责任,不应当赔偿。

类似这种民事案件,在有监控录像之前,法庭很难判定拉杆箱所属旅客是否应承担过失责任。法官通常采用民事调解方式,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让拉杆箱所属旅客也分担一部分赔偿责任。无论是因负有过失责任赔偿,还是出于道义上同情援助,即便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多数要分担部分医疗及办理后事的费用。这种调解结案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解决了双方的个案纠纷。但是不利的方面却是,人与人在公共场合的疏远或不信任,人们出门在外时,精神不能放松,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人们将身边的人假设为可能“带来麻烦的人”。

在有了监控录像之后,借助于视频回放,法院便可以作出十分明确的有无责任的裁定。这个案例后来在央视《法治在线》栏目中播出,在观众中引起一些讨论。大多数观众赞同法院这样裁决,认为法院就是应该明确当事人双方的责任,无责任无赔偿。这样有助于树立社会责任的新风尚,让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法律和事实的客观基础之上,而非人为认定的主观基础之上。

相比之下,在公共场所没有监控录像时,发生过一起老人状告一年轻人将其撞倒导致骨折要求赔偿医药费的民事案件。该年轻人虽否认老人的指控,但在事发时,他将老人送医并有垫付挂号费、通知老人家人等行为。二审法院以调解结案。该年轻人承担了老人部分医疗费用。

尽管此案十多年后又有新的情况出现,使得案情逆转——该年轻人后来承认当年在法庭没说实话。但是当年该案的判决已给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即路人见老人摔倒不敢上前扶起或送医,唯恐被诬告而承担赔偿责任。社会的这种缺乏道德的冷漠状况,在安装了监控录像后终于有所好转。此后,我国不同地方的法院接连裁定几起主动扶跌倒老人的被告不承担责任案件,人民群众在公共场所勇于帮扶跌倒老人和积极救治突发患者的善举才得以重新回归。

是否影响个人隐私的关键

有关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是否影响公民个人隐私的讨论,在国内外法律界一直存在,认为“侵犯”个人隐私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关键在于,监控摄像头安装和录像资料使用的合法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11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条款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例如,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环境。”

又如,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再如,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以及,第六十八条:“国家机关不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随手拍”的正义价值

公民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录像视频上网传播的情况比较复杂。

例如,2020525日,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视频,是一位走在路边的17岁女孩弗雷泽用手机录制的。随后,她将这段928秒的视频传上网络。这段载入美国司法史的视频有下列意义:

一是,该视频创造了民事赔偿先于刑事审判先例。通常民事赔偿在刑事审判宣告有罪之后才会作出。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州议会先于刑事审判进行表决通过了赔偿的决定。这样几乎相当于无论刑事审判结果如何,民事赔偿都要履行。之所以州议会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正是因为有视频足以证明该警察暴力执法导致当事人死亡的事实。二是,美国主要政客在刑事审判之前纷纷表态认为该警察违法。三是,美国和国际宗教界领袖在刑事审判前纷纷表态认为该警察违法。四是,在刑事审判前,在社会上已经掀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浪潮。此前类似上述情况都是在刑事宣判有罪之后才出现的。

上述情况还说明,公民个人拍摄手机视频并上网传播,对维护社会道德和法律秩序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1个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法院审理该警察时,检方在开庭伊始播放这段早已传遍世界的视频。最后,法院宣判警官肖万判监禁270个月,即226个月。

总而言之,在刑事诉讼法中八种证据排在最后的“视听资料”,已经在所有证据中体现出其他前七种证据(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视频回放可以重现犯罪完整过程,“视听资料”由此反超其他所有证据种类,因为它具有替代前七种证据的可能性了。

今天,我们司法机关必须重视“视听资料”证据的重要意义,积极采用科学进步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提高审判效率,缩短原有审判周期,减轻法官工作强度和长度,使我国司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

责编:戴蕾蕾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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